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回忆（刘瑶章）

从1948年7月1日至1949年1月31日，我任北平市长，正值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在这半年中遇到的比较重大的问题，傅作义先生都支持我，照顾我。

难忘1949年1月，傅作义先生的起义，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影响到北平，影响到华北，也影响到国家政治、军事的全局。

一、在主客观矛盾重重中我当了市长

当时北平是华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国民党反共的前线。蒋介石在兵力支出、捉襟见肘的无可奈何局势下，把华北军政大权交给了傅作义，但内心里对傅并不放心。蒋派陈继承为警备总司令，同时派青年军二O 八师（师长段沄）驻在西苑，指定归陈直接指挥，就是为了监督和牵制傅作义的。平津一带的中央军是不是完全听傅调动，那是天晓得。国民党党政军内部，既有"军统"、"中统"的活动，还有CC和政学系出入，派系复杂，勾心斗角，我这市长首当其冲。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北平市长先是熊斌，次是何思源，最后是我。这个职位怎么轮到我，我开始也不大了解，真是咄咄怪事！

约在1948年6月27日左右，一天早晨起床后，突然在报上发现，我被内定为北平市长的消息。我为之一愣！有些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我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好。我稍微冷静地想一想，觉得干不得，而且干不了。鸭子怎么能上架呢？我决定先去找傅，探询真相。

我对傅说明来意后，他说："这是真的，你要准备大胆去干。"我说："我毫无经验，怎能干得了？"他坚决地对我说："在这样紧急关头，我从西北来到北平，主持华北军事，也并不是我的本意。可是形势逼人，终于不能不来抵挡一阵。怎么你这个本地人（我当时任河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反而不肯干呢？"从傅谈话的语气中间，我推想，我的名字可能是他提出来的，至少是他已同意的。这个问题，事后他才明确地告诉我，南京行政院曾经电请他考虑市长人选，他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

我早先并不认识傅，更谈不上什么历史关系。我知道他的名字，是1928年他任天津警备司令。后来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听过他在"纪念周"上一次报告，并在报上看到过他在百灵庙抗日胜利的消息。直到他任华北"剿匪"总司令来北平以后，我才开始和他有了接触。第一次见面时，我批评了孙连仲用人不当。第二次是傅约我参加"剿总"纪念周时，我指出李宗仁应把北平行营和东北行营关于秦皇岛的管理问题划分清楚。我还代表河北省临时参议会为华北举办"自卫特捐"去到南京请愿。另外，我曾几次以河北省临时参议会名义去河北省未解放各县视察，每次回来，都向傅报告请示。这一系列问题据说给他留下一点印象。

同时，在傅劝我干的当儿，我接到行政院秘书长郑彦代表蒋经国打来的电报，让我积极去干，不要踌躇。不言而喻，这和我参加蒋经国的所谓"反贪污运动"有关。蒋经国发起所谓"反贪污运动"的原意，就是假借这个来拉拢一部分人，作为他在华北运用的筹码。这一点，傅事后对我说，他一点也不知道。

经过傅作义，其次是蒋经国、郑彦菜的劝促和我的热衷做官，我终于答应就任北平市长的职务。傅接着表示，一定多方面支持我，要我无需顾虑。可是，我马上发现眼前就有两个难题：（一）当时我的政治环境错综复杂，有不少不利条件：一是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和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我对他们，他们对我，相互较少交往，各有成见，他们对我任市长，虽未公开反对，反应却很冷淡，甚至多少带有歧视之意。二是我过去对警备总司令陈继承"敬而远之"，更少接触。这个人气焰逼人，对我任市长也无什么好感。总之，和这几个人都不好打交道，很难处。（二） 因为我根本没有一个"班底"，从秘书长到局长、处长，一时很难拼凑起一个比较满意的班子来。虽然傅表示完全由我选配，可是逐鹿者杂然并陈，比较理想的人又不大愿意来，在这个过程中就先伤了一些人。最后，组成的班子，难免"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因而不可能得心应手，密切合作。

北平市政府的班子，经过七拼八凑，结果是这样：秘书长高文伯，民政局长程厚之，财政局长翟维淇（郭汝圻继），工务局长谭炳训，教育局长王季高，警察局长杨清植，副局长白世维，社会局长温崇信，公用局长王任民，卫生局长韩云峰，地政局长张道纯，人事处长张叙青，外事处长梁xx，会计长王鸿儒，统计处长萧振凯，新闻处长田文奎，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主任刘瑶章兼，教育长张叙青兼，自卫总队长刘瑶章兼，总队附刁克勤，市银行行长齐崧（宋力泉继）。

我在7月1日仓促就任市长。当天上午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一篇谈话，主要内容，归结到一点，就是"配合军事，配合戡乱"（见7月2日北平各报）。这是此后一切工作的中心，也正是傅要求我的。根据这个原则，我努力以赴，遇有比较重大问题，就向傅汇报请示，可以说，唯傅的马首是瞻。

在就职的第一天，我就得罪了陈继承。事情是这样：我不懂新官上任要先拜客，当天对警备总司令部、北平市参议会、北平市党部，我都没去一趟。陈继承按捺不住了，下午气势汹汹地来找我，名义是"道喜"，实质是示威。同陈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警察局长人选这个问题上。前任北平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当时已经辞职离平，由副局长白世维代理。谁来继任呢？我脑子里没有人。我认识到这个职位很重要，特意请示傅。傅想来想去，提到乔家才（听说是"军统")，我马上打电报给南京推荐。不料警察总署根本不理这个茬，径直派了杨清植。事后，我才知道，警察局主要是听警备总司令部指挥的，因而关于警察局长人选，陈认为我一定先找他商量，同时，他希望他那个稽查处长倪超凡继任警察局长。其实，杨、乔、倪都是"军统"，警察总署可能认为用不着外人插嘴。这样一来，不仅加深了我和陈的矛盾，也多少增加了傅和陈的矛盾，并影响到四天以后的"七五"事件更加复杂化。

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不可能由他们自己来解决。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二、"七五"事件当头一棒

关于"七五"事件，我在1961 年已经写过一篇资料。现在着重补充说明几点。

"七五"事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它多方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包括北平警备总司令部、青年军二O八师、北平市参议会、北平市党部和北平市政府以及教育部派驻北平机构和华北"剿总"等）各方面对来平的东北学生不同的态度和交织的矛盾。无论在事件发生以前和发生以后，东北学生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读书问题更谈不到很好地解决。

由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东北地区的学生纷纷入关，大部分集中北平。北平市政府和教育部派驻北平机构（陈克孚负责）安插不了，请示教育部设法，教育部也拿不出有效办法来。这是7月1日以前的情形。正好北平市参议会开会，通过了丁履进参议员一个提案（主要内容是让学生去受"军训")，所以7月5日早晨便发生了东北学生向北平市参议会请愿要见议长许惠东的风波。学生们找不到许，就蜂拥到李宗仁那里。李当选副总统，刚从南京回来，无能为力。我报告傅，傅让我找陈继承，陈说"管不了"。傅直接电陈，让他处理学生包围许宅的事情。这时，许也怒气冲冲地找陈。陈认为警察不中用，要调二O八师进城。傅劝阻无效，二O八师已有一部分入城，接着傍晚时分便发生了东交民巷（许住宅附近）惨案。关于东北学生问题，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和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对教育部长朱家骅都有他们各自的不满意，而许和吴相互间在某些问题上又明争暗斗很厉害。当时有一种传说，说吴有助长学生反许的嫌疑。陈继承本不愿意管，但由于傅打电话，许惠东找到他头上，又不能不管，最后一意孤行，不可收拾。

惨案发生后，我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当天晚间，警备总司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陈拟就底稿（大体上根据警察局和二O八师的材料），主要归结到一点，就是说学生带枪行凶，让我宣读。当夜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局还搜查了学生的住处。

此后，教育部先后派次长杭立武、司长贺师俊来，接着行政院派秦德纯来，监察院派谷凤翔来，调查惨案真相。调查报告的内容不清楚。同时，傅电行政院，要求迅速解决东北学生吃住和上学问题。最后南京认为二O八师某团某营开的枪，调二O八师入城陈有责任。陈对傅大发脾气。这就是傅电行政院自请处分的原因。实际上，谁也没有受处分。

9月间，举办"流亡学生训导班"，教育部派陈克孚，"剿总"派秦丰川，市政府派王季高负责，实际由陈克孚主持。

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前这段时期中，东北学生问题始终波潮起伏，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三、"八一九"事件接踵而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1948年下半年的光景。原北大教育系主任陈雪屏，是蒋经国发起的所谓"反贪污运动"在北平最早参加的三个人（陈雪屏、石志仁、刘瑶章）中的一个。1947年下半年，他被蒋经国调往南京任中央青年部部长。1948年上半年，他一度来平，据说是为了总统选举问题，代表蒋介石征求胡适（北大校长）的意见。这次突然于8月10日来平，携带"清匪除奸"密今，向平津有关各方面传达并布置工作。

陈雪屏下飞机后，径直到北平警备总司令部找陈继承。陈继承马上打电话约集有关单位负责人，例如华北"剿总"（傅派人参加），市党部吴铸人、张民治，市政府刘瑶章，警察局长杨清植，北大校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师大校长袁敦礼等开会。警备总司令部秘书长邓继禹、稽查处长倪超凡也参加。陈雪屏先宣读"密令"（附名单），说明来意，要求各院校当局协助，交出名单中的学生，必要时再请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局协助。接着由陈继承宣布，会后由陈雪屏分别和有关院校当局具体商量。

紧急会议的次日，陈继承在他家里设宴欢迎陈雪屏，同时和有关方面进一步交换意见。听说陈雪屏和各院校当局都找过傅。以后，傅在"剿总"招待所招待陈雪屏，约在陈来平一星期左右时间，看情形准备已差不多，陈就在第二天飞回南京去。

陈雪屏离平后，报上先登出"密令"中指出的学生名单，让学生自动投案，接着在8月19日分头逮捕学生。当晚警备总司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逮捕学生理由，为国民党政府辩饰，我也参加。

被传讯和逮捕的学生，部分送"特刑庭""法办"。据说，"密令"中的学生名单，系由"中统"、"军统"派到各院校的特务分子告发的。从此，各大专院校师生人人自危，校园内充满了恐怖气氛。

约在1948年下半年，北平市成立了所谓"清匪除奸"委员会，陈继承任主任委员，我和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任副主任委员，邓继禹（警备总司令部派）任秘书长。以后，警备总司令部定时举行"特种汇报会"，华北"剿总"不定期举行"党政军联席会议"，我都分别参加。各机关还分别组成"除奸小组"。从此特务到处插手，兴风作浪。

四、金圆券坑了人民，肥了蒋家

华北经敌伪统治十来年，早已经济枯竭，民生凋敝。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规定联合准备银行纸币调换中央银行法币办法，劳动人民有苦无处诉。1948年8月，行政院又发行金圆券，一方面吸收大量金条、银元（"大头"）和美钞，一方面规定法币三百万元才能兑换金圆券一元。戏法一变，无数的金、银和美钞用飞机抢运到南京，塞满了四大家族的私囊。为了加快推行金圆券，行政院还派副院长（院长翁文灏） 张厉生飞平主持。张到平后，先到华北"剿总"向傅说明来意，然后和中央银行分行俞丹榴、中国银行分行常文熙、交通银行分行郑大勇和农民银行分行负责人具体商量。结果，由于"官官相护"，对真正"大户"触动有限，对中等以下的大多数人，有如敲骨吸髓，特别是以劳动为生的小商小贩，简直陷于吃不上饭的境地，市场上也呈现空虚、动荡、混乱、恐慌的情况：一是一般商店货架空空，许多商品"有行无市"；二是许多货物，特别是日用必需品早晚市价不同，甚至一日数涨；三是商人认为货物卖出后，就不能再买进来，一味囤积；四是实物的交换价值扶摇直上，流通纸币江河日下。于是，有的工资合成实物，如几匹布、几袋面，有的以实物换实物，如粮食、布匹、煤炭等都有了比价。影响所及，社会上贪污盗窃之风加剧，公私不分，不算回事。传说，蒋介石看到银行前人群拥挤，曾问人：这是干什么的？人答以是用金银兑换金圆券的，实际上是为了兑换黄金而挤兑。由此可见一斑。

张厉生飞返南京不久，行政院长翁文灏也来北平，是不是和金圆券问题有关，我不清楚。我见了他，曾向他提出辞市长职的要求。他说，我正在辞行政院长，我不能答应你辞，你要等我辞职后再说，弄得我摸不着头脑。

当时管理"平价粉"的委员会，设在市社会局，名曰"民食调配委员会"，实际上由市社会局长温崇信负责。管理煤炭的，还有个"煤炭管理委员会"，由"剿总"秘书长郑道儒兼任主任委员。我在中纺公司兼一个理事名义，每月车马费折合成"五幅"布发给，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北平和平解放为止。

五、蒋介石扬头而来，镁羽而去

由于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发展特快，蒋介石手忙脚乱，几次撤换行营主任、司令长官和地区的指挥官。然而无济于事，许多城市加速地解放。蒋介石在南京坐不住了，10月份飞抵北平坐镇，企图就近指挥来"挽回颓势"。

在这以前，蒋曾经要调傅的部队出关，支援东北，傅心里不愿意，又无法拒绝，反复研究，终于以部分队伍应调出关。但是杯水车薪，不久就退回关内，傅很不高兴。之后，蒋又想飞往沈阳，亲自指挥，可是沈阳已陷于解放军包围之中，他不敢降落。这次他来北平，一方面依靠傅的几十万军队，一方面仰仗平津周围他的嫡系军队，好像把握不小，神气十足。可是他几次飞往沈阳上空，仍然落得个"望洋兴叹"。有一次，在蒋飞沈之前，傅通知我到机场相送，不久又通知我去接。傅告诉我，蒋只能飞临上空，沈阳、锦州都不乐观，蒋越来越表现出坐卧不安，进退维谷的样子，不过又假装镇静，自欺欺人。一天早晨，工务局长谭炳训（曾任庐山管理局长、江西公路处长，和蒋经国以及蒋的侍从过从甚密）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蒋要到卢沟桥去，让我作陪。由于当时广安门内外马路狭窄，坎坷不平，特别是早晨卖菜的进城，粪车出城，汽车不能速行，蒋表现出十分不自在、不耐烦的样子，我也无可奈何。到了卢沟桥上，当地警察赶走行人，禁止来往，蒋在桥头站了一会，向周围瞭望了一下，脸色阴沉沉地就回城了。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在后圆恩寺住所又约请了傅作义、楚溪春、我和谭炳训以及江长川（维斯理教会）等人，为他和宋美龄结婚举行纪念，并放映了他和宋在庐山的影片。这更可以说明蒋的百无聊赖。

由于我参加蒋经国的所谓"反贪污运动"，和郑彦桨来往不少（给蒋经国的函电都通过郑）。这次郑随蒋介石来，却没有一句话谈到所谓"反贪污运动"。我有一次在北平市政府西花厅请他和在平的所谓"反贪污运动"成员吃过一次饭。在席上，大家很少提时局问题，只是郑彦桨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最近老头子心绪不大好"。

辽沈解放战争眼看告一段落，华北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蒋介石的来平正是个转折点。

六、从"戡乱建国"到"协军自卫"

约在1947年底，行政院曾经通令各省市成立"戡乱建国委员会"。那时我任河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临参会就是"戡乱建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当时蒋管区的粮和兵都征不起来，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支援解放军，这个会成立的中心目的在于大力帮助省市政府动员人民当兵、纳粮、反共。到了1948年7月，我任市长后，知道华北五省两市已经改组为"清匪除奸委员会"，警备总司令陈继承任主任委员，市长和市党部主任委员任副主任委员，警备司令部秘书长邓继禹兼任秘书长。它通过各机关、学校、团体的"除奸小组"，搜集情报，指挥行动。

北平市，在我以前，已有"自卫总队"，由市长兼任总队长，总队附刁克勤负实际教练责任。东、西、南、北四郊分区编队，我不时巡回视察。从华北党政军联席会议在10月间决定组织华北民众组训大队后，北平市政府就派人参加大队训练，然后在城郊开始"组训民众"。我去前门内和天桥附近看过。每天早晨商店和居民都要派人参加。组训内容是宣传防共自卫知识和一般军事动作。这是配合"清匪除奸"的，实际参加的人越来越少。

1947年后半年，我和许惠东（北平市参议会议长）、时子周（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还有李烛尘（天津工业界代表）、姬奠川（天津商界代表）为华北举办"自卫捐"和"二一二商贷款"问题，去南京向行政院请愿。归来后，在华北"剿总"领导下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自卫捐"保管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一个是"武器管理委员会"（周玳任主任委员）。这主要是以"自卫捐"的收入充经费，以东郊原日伪时期的农机厂为武器修配厂，来适应"防共自卫"的需要。

同时，在市政府下设置北平市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主要调训区、乡、保、甲人员，由我兼团主任，市政府人事处长张叙青兼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地点在西郊动物园畅观楼。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防共自卫"培养骨干，它从设立到撤销，不到三个月。

另外，蒋经国在河北省唐山一带，曾组织所谓宣传大队，派李中舒（新城县人） 为大队长。它的活动详情不清楚，看来也在配合军事。

和"防共自卫"相辅相成的，"剿总"曾成立"政治经济革新队"和"土改工作队"（先举办了"土改训练班")。所谓土地改革的实验，在南苑附近进行过，结果不详。我记得，有一次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赉朴汉（"剿总"秘书长郑道儒陪同并翻译）来，我还以南苑为例，大谈"土改"，要求他多调拨一些救济物资来。还有一个美国人，据说是来推销农业机械的，我也以南苑"土改"为例，希望他设法运一批农机来，交南苑农民试用。总之，意在以假乱真，和解放区的土改相对立。

在临近和平解放的时刻（约在12月底1月初），华北"剿总"组织"协军自卫工作团"，派河北省主席楚溪春任团长，"剿总"参谋长李世杰、警备司令部周体仁和我任副团长，并派"剿总"处长张庆恩（"中统"）实际主持。省市政府和警备部都派人参加工作（先在怀仁堂短期训练）。大约是1月8日的半夜，全城分十个区同时清查户口。接着，检查全城粮店和"大户"的存粮，登记封存。在清查户口时，逮捕一些人，由各区审讯后分别拘留或释放。被拘留的人，在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左右宣布和平解放条件后，一律恢复自由，工作团同时解散，临时调集参加工作的人员仍回原单位工作。张庆恩不知去向。

七、傅作义起义，接受和平改编

北平围城之前，华北"剿总"已成立"战时工作委员会"，并由省、市政府分别组织战时工作队，担任运输、救护等工作。围城前后，"剿总"又成立"应变委员会"，通知省、市实行战时体制，缩减机构，精简人员。由于当时兵慌马乱，人心不安，我考虑以暂缓实行为妥，曾向傅陈述意见，傅未加可否，因而搁置起来。看情形，可能那时傅已提出或准备提出和平解放的要求。差不多同时，市政府急电行政院，要求在预算外拨款应变，行政院没有批复。

接着，"剿总"为了配合军事，紧急通知市政府，进行以下工作：（一）为了扫清射界，要拆除城墙附近某些民房或其他建筑物。拆除开始后，我曾出城视察，一些被拆户拦车喊叫，要求赔偿。（二）为了便于固守，要打通城墙内侧的环行马路。（三）傅的部队已有部分撤入城内，有的占用民房，引起纠纷，要妥当安排，避免扩大。（四）先赶修东单南面、城墙以北机场，因跑道嫌短，起飞不安全，只用了几次就放弃。其次赶修天坛南端、城墙以北机场，使用的次数较多，但距城外特近，受城外炮火威胁。以上工作，当时好像急如星火，可是事后了解，主要在表演固守北平的姿态给蒋介石看，也企图以此混淆解放军的耳目。当然，最后一项有利于达官贵人逃命，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远在北平围城之前，达官要人们已开始陆续离平，搭机离平都需要得到"剿总"批准。我记忆中，离平最早的一个是胡适，他搭乘的飞机是由华北"剿总"代订的。胡过去曾到华北"剿总"，做过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听说他的结论是共产党必败。他还兼任过官厅水库工程款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是兼任委员之一）。这些款物都是善后救济总署拨给的，实际由冀热平津救济分署负责保管（童冠贤任分署署长，顾德铭、杨亦周副之）。据说，这些款物曾经动用一部分修筑有关水库工程的一段公路，意图不明。

这时离平南下的铁路早已不通，部分蒋嫡系军队撤往南京，也是靠飞机运输。达官贵人们逃命，大多利用天坛机场。市府中上层人物，除财政局长翟维淇、工务局长谭炳训早已离平外，会计长王鸿儒、教育局长王季高、警察局长杨清植等，也纷纷在这时候离平。当时传说傅和楚溪春家属都已离平（事后听说傅家属去重庆，楚家属去台湾）。我的家属（一个老伴、两个女孩）也在 12 月中旬飞沪转台（后来，老伴死在台湾，两个女儿转往美国）。地下党员李庆深（中学同学，当时任市立第四中学校长）听到我的家属离平消息后，特地来家告诉我："安心，不要走。"

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兼程入关，出乎傅的预料之外。12月下旬，新保安一役，切断平绥交通，接着张家口解放，对傅重回西北的念头泼了冷水。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天津又于1月15日解放。这样，不但北平陷于孤立，南下也成泡影，战守两难，傅比一般人都更清楚。问题焦点集中在部队改编问题上。对于他自己多少年来费尽心血培植起来的几十万部队，一旦改编，不能不介然于怀，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段时间，在自己的头脑中，思想斗争很厉害。我到中南海总部，看见他在屋里踱来踱去，反复沉思，有难于作出最后决定的样子。但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除了接受和平改编以外，别无二途。

傅在解放后，亲自对我说，美国人曾派人找过他，说愿意提供军火援助，支持对解放军作战。傅婉转地答复美国人，说这个问题最好先征求南京的同意。可见他深知蒋的为人。蒋还让傅把他的全部军队海运东南，仍请傅指挥作战，并表示，东南一带的军队都可交傅指挥。谁都了解，海运困难很大，蒋的嫡系军队也不会听傅调遣，问题的实质，是把傅的军队骗到东南去，一口吞掉。傅当然不肯上他的钩。在紧张的当儿，蒋还曾派徐永昌等乘飞机北来，接傅南下。蒋的内心里，是唯恐傅接受和平改编。

傅基于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毅然决然地以维护北平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几百年来的故都文物为重，先后派人秘密出城求和，也经过了一段曲折过程，不是偶然的。据我所知，先是崔载之，后是周北峰，最后是邓宝珊。和谈的内容和过程，我知道的很少，只是邓对我闪闪烁烁地谈过一点。从邓的谈话看来，邓好像很乐观，而且他让我安心，说有什么重要消息，会随时告诉我。但是傅作义从未向我提过一个字。我想，这可能因为：一是傅一向谨慎，办事机密；二是根据当时情况，和谈问题不便公开，公开了反而增加困难；三是我和傅没有长久的历史关系，相知不够深；四是和谈内容，首先是军事，特别是军队改编问题，事实上只能由傅个人考虑。关于这个问题，李世杰和王克俊可能所知较多。从当时社会上一般情况来看，和平的空气相当浓厚，无论是"剿总"内部或以外的人，向傅进言的确是不少，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对和谈进行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北平市参议会，曾有人去过颐和园（据说解放军某部驻在那里），我曾去参议会打听消息。在武汉的白崇禧，派李荷来平，通过楚溪春了解北平和谈情况，但白另有打算。我和石志仁商定，联名电邀在台的杨扶青北来，促进和谈（杨和周总理熟识），但缓不济急。这说明傅的起义，正符合大家的心愿。

八、北平的和平解放影响全国

大约是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召集北平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和中央驻平的有关人员，在中南海开会，宣布和谈结果，并嘱咐大家努力保护公共财物和档案文书，安心工作，准备接管，将来都会有妥善安排工作的机会。

第二天，在市府"朝会"上，我传达了傅的报告，并提出市府人员有关交接的注意事项。在"朝会"以后，就听说有人，特别是潜伏的特务分子有反感。此后，我在市府时较少，在中南海"剿总"时较多，这是为了便于联系处理问题。市府日常事务，由秘书长高文伯应付。

这时，城内存粮和存煤越来越少，水和电的供应时断时续；青菜，由于城门警察勒索，菜农不敢进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经向行政院吁请空投粮食接济，结果，一次空投到北海，一次空投到新街口，砸坏民房。协军自卫工作团查封粮店和"大户"存粮，反而激起粮商进一步的逃避和隐藏。

向来青黄不接之时，正是多事之秋。在市政府，为了"马干差价"问题，又招来一场风波。事情是这样："剿总"为了解决"马干差价"问题，送来一部分现洋，让转送北平市参议会转发郊区农民。市财政局、民政局等部分职员闻讯，赶到市政府要求把这批现洋发放他们的欠薪，逼着秘书长高文伯找来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许来后，解释无效，这部分职员硬把现洋分后扬长而去，都未出收据。第二天，到市政府来索薪的人更多，其中可能包括若干已经分到现洋的人。我不敢出面，他们威胁高文伯还要现洋，因已无现洋，他们改要金圆券，因金圆券不够，他们强迫高同往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找到经理俞丹榴，立逼开库，抢去若干金圆券瓜分。第三天到市政府来的人更多，也更复杂，各局长也辨认不清。这时高住入医院。他们蜂拥到社会局面粉仓库，要把库存"平价粉"均分，幸被已入城的解放军拦住。他们想冲进中南海找我，也被阻。有些人折回我住在南长街的家里，其中恐也混杂了一些不明来历的人，把我家里的东西毁坏抢掠一空。

我在中南海住了两夜，于1949年1月29日或30日，换上军衣随傅作义乘吉普车出复兴门，到五棵松原"剿总"旧址暂住。解放军于31 日入城。

过了两天，听说军管会正式成立，即将于2月4日接管北平市政府，同时，关于总的接管的联系和进行，由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和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组成七人小组主持办理。我大约于2月3日迁往军管会招待所，先派民政局长程厚之去颐和园汇报准备交接情况。在招待所期间，我曾同叶、戎晤谈，向叶汇报市政府"马干差价"风波经过，向戎汇报北平市内有关经济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名称、地址和负责人。2月底，我移住法勤中学，会见了由解放区来的几个朋友。不久，听说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开办，我即分函叶和傅，请介绍参加学习，一直到12月水利部成立为止。

由五棵松移住招待所后，看到报载傅起义通电。实际上，1月21 日以后，傅的部队已开始接受改编。傅曾向这些部队讲了话。2月下旬傅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谒见毛主席。以后，傅和我一次谈话中，说他过去阅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深受感动。我想，在傅为部队改编问题的思想斗争中，他一定受到了毛主席这个教导的很大帮助。

北平和平解放，当然最直接受益的是北平市全体人民，出生入死，开辟了新天地，同时，影响所及，整个的华北马上也变了样，而且加速了绥远、湖南、西康、云南等省一个接一个起义，因而大大促成了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解放。这一方面证明了傅确是起义有功，同时更主要的证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